黎祉謙先生 美國哲吾大學（Drew University）宗教及社會研究博士候選人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及通識教育系畢業生 基督徒學生團契前團長（2012-13）
引言
根據美國一間福音派機構2022年進行的調查，美國基督徒愈來愈認同成功神學 （prosperity gospel）的教導。回覆問卷的1002名基督徒當中，有76%同意或強烈同意「上帝希望他們財務富足」，高於2017年調查時的69%；有52%基督徒同意或強烈同意 「只要給教會和慈善機構更多的奉獻，上帝就會給我祝福」，高於5年前的38%；有45%基督徒同意或強烈同意「信徒必須為上帝做事，才能得到上帝物質上的祝福」，高於5年前的26%。調查亦顯示，18-34歲及 34-49歲的基督徒，相比50-64歲及65歲或以上的基督徒，以及學歷程度只有高中或以下的基督徒，更認同上述三項陳述。
〈幸福音〉歌詞中的反問句：「難道幸福是錯？」正好呼應上述美國成功神學的調查。生活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香港，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及高壓的生活環境，想過幸福的生活，有何不對？想有成功的人生，有何不可？假若成功神學許諾我們健康及富足的人生，何解我們要對成功神學說不？何解我們要警惕成功神學的教導？何解我們要細聽〈幸福音〉一曲的批判信息？
要明白成功神學如何違反耶穌基督的教導，我們首先要認識成功神學的定義及它的美國根源。
成功神學的定義
Prosperity gospel，中文直譯為興盛福音，也被稱為健康與財富福音。華文基督徒多直接稱呼為成功神學，簡單原因是成功神學一詞直接表達出興盛福音的核心，就是追求成功的人生。至於何為成功的人生，便是用健康身體及物質財富來衡量。成功神學首先肯定他們的信眾能享有健康與財富，因為這是上帝對他們的旨意，猶如上帝對亞伯拉罕的祝福。信眾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便必須透過1)「積極宣告」（positive confession）和2)「信心行為」來將健康和財富帶到他們手中。「積極宣告」是指信徒的禱告猶如上帝的命令，口裏說的話語充滿權柄，是對物質世界的命令，要求健康及財富臨到信眾身上。美國聲樂團體The Clark Sisters的歌曲Name it and Claim It (1982)，便是「積極宣告」的具體演繹：
Name it and claim it 說出來並宣告它， Yours for the asking 你所要求的， Yours, it's your blessing; 就是你的，這是你的祝福；
Whatever you need from the Lord 無論你需要甚麼，均來自主。（筆者自譯）
〈幸福音〉開首兩句的歌詞，「聲聲禱告彷彿命令」及「求成功、福氣、順境」就有如歌曲Name it and Claim It一樣，要求信眾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渴望。伴隨的「信心行為」便是要求信眾對上帝有信心，堅信上帝的祝福必會來臨。至於如何觸發上帝的祝福，信徒便要透過行為來表達自己的信心，要奉獻自己的時間、能力與金錢。正如舊約瑪拉基書 3:10的記載，「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和合本修訂版 [上帝版]）。只要信眾努力工作，奉獻自己，「付出以換取更大幫助」，上帝最終會獎賞對祂有信心，並且依據這信心行事的人。假若信眾一時三刻未能體會上帝的祝福，原因只是「軟弱困難因信心不正」。
亞裔宗教社會學家林天仁（Tony Tian-Ren Lin）就把成功神學的教導化簡為以下的方程式：
信心+行動=祝福
成功神學的美國根源
要追溯成功神學的發展，首先要認識成功神學的發源地──美國。早在十九世紀末，美國興起了新思維運動（New Thought Movement），強調正能量思維及吸引力法則，認為積極正面的想法便會帶來積極正面的結果。該運動雖然並非基督教運動，但卻深深影響一些當時的美國牧師，當中最著名的有諾曼·文生·皮爾牧師（Norman Vincent Peale，1898-1993）的著作《積極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1952出版）。這本書的盛行令部分基督徒開始相信，只要對自己（及上帝）有信心，成功便會接踵而來。
同一時間，五旬節運動亦開始在美國復興，當時美國的五旬節運動除了追求聖靈充滿，尋求醫治亦是運動另一個核心。奧拉爾·羅伯茨牧師（Oral Roberts，1918-2009）是美國五旬節運動中最成功，但又最受爭議的一位，他又被稱為成功神學的始創者，原因在於他的信仰教導及佈道方式。在教導方面，他在講道及出版的書籍《信心種子的奇蹟》(The Miracle of Seed Faith，1972出版)，提出了信心種子的概念，指出門徒只要願意播種，通常是以金錢作為種子奉獻給教會，門徒最終便能領受上帝的祝福。在佈道形式方面，羅伯茨牧師早在1940年代用電台及1950年代用電視來廣播他的佈道訊息。他新穎的佈道手法及強調醫治及祝福的信息，吸引了大批信眾支持他，亦使其他牧師效法他。
在美國推廣成功神學的牧者通常都不是隸屬於主流宗派（mainline denominations），例如聖公會、路德會、長老會。可能出於沒有教會宗派的限制，作為獨立堂會的牧師，他們便有更多空間及彈性來發展自己的教會。他們引入現代流行音樂，革新崇拜模式。根據美國基督教歷史學家Kate Bowler 及 Wen Reagan 的分析，成功神學與現代崇拜音樂（Contemporary Worship Music）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超級教會（megachurch）受到1970年代的舞台搖滾（Arena Rock）所啟發，由1990年代開始仿傚大型專業搖滾舞台去佈置講台，善用燈光、樂器及聲樂，創造出精心設計的崇拜體驗。鼓勵追求幸福及成功的講道，再加上節奏澎湃的音樂體驗，成功神學的發展更上一層樓。若然1970-1980年代成功神學的增長是依靠入屋的電視廣播，1990年代的成功神學便是依靠現代崇拜音樂及專業的表演舞台。超級教會栽培崇拜樂手，樂手專業的演出為教會帶來更多信眾，信眾的奉獻令教會的發展變得更具規模，將成功神學的信息行銷到世界各地。澳洲的Hillsong Church 及美國的Lakewood Church 便是成功神學的表表者（讀者可以觀看Hillsong Worship 的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及Lakewood Church牧師約爾・歐斯汀 Joel Osteen 的講道You are Blessed，自行研究他們的崇拜音樂、舞台效果，及講道內容是否符合成功神學的定義）。
成功神學在美國二次大戰後得以蓬勃發展，是與美國人強調的美國夢密不可分。美國夢強調每個人不論其身份背景，只要勤奮上進，努力工作，他們都能藉自己的奮鬥而獲取財富。美國經濟學家Mary V. Wrenn在她的研究指出，成功神學在靈性層面支持美國夢，肯定個人能夠通過自律和勤奮來控制財富收入及個人救贖。成功神學在經濟繁榮或蕭條時，都能提供屬靈上的解釋：經濟繁榮是上帝祝福的臨在；經濟蕭條只是信眾信心不足的後果。同一時間，成功神學亦能針對不同的社會階級作出不同的教導：對於有錢人，成功神學合理化他們的財富收入，讓他們深信自己是上帝所揀選而蒙受福分；對於中產，成功神學肯定了他們勤奮辛勞，讓他們覺得自己仍有向上流動的空間，獲取更大的幸福；對於貧窮人，成功神學給了他們希望，讓他們深信只要憑自己的努力，終能脫貧。
〈幸福音〉對成功神學的批判
倘若新思維運動及美國夢為成功神學提供養分，而超級教會與成功神學的合體間接促成現代崇拜音樂的流行，Theomusic的〈幸福音〉正正是對成功神學及附和成功神學的現代崇拜音樂作出了最嚴厲的批判。成功神學的本質是強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及精英主義（elitism）的信仰體系，鼓勵信眾「看重美好福分」，「輕看十架血痕」，只關心個人利益，信眾跟從成功神學的原因亦都只著重成功神學應允的物質財富、身體健康，或心靈滿足。鼓吹成功神學的教會為求讓信眾看到跟從成功神學的果效，令教會的個人見證淪為分享信眾的成功喜悅，只有成功的精英才能有資格成為上帝的見證。根據成功神學的邏輯，生活面對壓迫及困苦的信眾，他們的遭遇只是因為對上帝信心不足，或奉獻仍然未能打動上帝。他們只要努力奉獻，最終便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成功神學將福音降格為一個為己而活、追求個人幸福的信仰，〈幸福音〉則提出基督教的福音是一個為他人而活的信仰。「莫只看重自我福分 祂應許覆蓋萬民」及「捨己愛人 力求平等」，正正指出了基督教的福音不只是看重個人的得救，亦看重信徒建立公義的社會。耶穌趕鬼醫病的工作，不分平民或貴族。耶穌登山寶訓的八福（馬太福音5:1-10），沒有教導信徒要追求個人幸福，卻鼓勵信徒要心靈貧窮、哀慟、溫柔、飢渴慕義、憐恤人、清心、締造和平及為義受迫害。「主走上崎嶇窄路 呼召你我 與祂更貼近」便提醒信徒若然要跟從耶穌，便要「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耶穌）」（馬太福音15:24）。真正的福音反對個人主義，反對效益主義，反對精英主義，每個人也被耶穌邀請背起十字架，每個人也被邀請為耶穌作見證。香港過去有不少基督徒主動去「背上苦擔」，承受苦杯，目的只是為建設「力求平等」的社會。他們的見證告誡我們作為基督徒不應自私自利，而是要成為一個有理想及愛鄰舍的人。筆者盼望每一位基督徒能擺脫成功神學的誘惑，實踐〈幸福音〉的理想，親自體驗在「艱辛中看見福音記印」，在「苦楚中滿載恩典記印」。
延伸閱讀
Kate Bowler, Blessed: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rosperity Gosp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Kate Bowler and Wen Reagan, “Bigger, Better, Louder: The Prosperity Gospel’s Impact on Contemporary Christian Worship,”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24, no. 2 (July 2014): 186–230, https://doi.org/10.1525/rac.2014.24.2.186.
Katherine Attanasi and Amos Yong, eds., Pentecostalism and Prosperity: The Socio-Economics of the Global Charismatic Move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Mary V Wrenn, “Selling Salvation, Selling Success: Neoliberalism and the US Prosperity Gospe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5, no. 2 (March 1, 2021): 295–311, https://doi.org/10.1093/cje/beaa048.
Tony Tian-Ren Lin, “Prosperity Gospel and Latinos/A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tinx Christia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Kristy Nabhan-Warr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316–32,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0875763.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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