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競業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教授)
這個世界有罪惡這東西嗎?對與錯有絕對嗎?對一百年前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幼稚的問題:當然有!對今天的人來說,很有人或不懂如何回答,或會以一些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詞彙代替善與惡的語言。頼特提醒我們,善惡的語言既不可濫用,但也不可抛棄,否則對個人和社會都會帶來惡果。
為何今天的人會否定善惡的真實性?我們要歸功(或歸咎)於外現代思潮的解構文化。解構的根基是一份冷眼懷疑cynicism:美善只是一個藉口,讓人們可以堂而皇之去攻擊他們不喜歡的人。世界是一個生存與慾望的戰場,正如獅子為了生存要殺戮野鹿,人類也會為了自己的慾望而攻打他們的敵人。
弗洛依德教導我們,我們的思想是由潛意識主導,潛意識則由潛藏心內的慾望與恐懼所主導,慾望與恐懼是我們生命的主人。福柯教導我們,社會的道德共識是只是一種社群操控的工具,叫那些與在位者作對的人失去了社會中的話語權。接受了後現代文化洗禮的人,相信縱然世上真有絕對善惡,也是人類無法知曉的事情,若是有人自持找到善惡標準,不過是自欺欺人吧。
後現代思想有它的貢獻,它提醒信徒:「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17:9)信徒也不例外;無論他們自覺只是在闡述神的話語,還是聖靈對他們的啟示,他們仍是要細心聆聽別人的質疑,沒有人的動機能完全透明。另一方面,後現代誇張了它的洞見:就算人的話永遠混雜偏見和慾望,不代表人的思考都只是偏見,也不代表人毫無能力認知真理。當我讉責像希特拉這樣的暴君,並不是因為我妒忌他的權力。存疑的解讀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原是聖經有的真理,放棄追求真善美卻是自欺欺人的鴕鳥態度,後現代不想美善介入它的虛無心境。信徒不用怕後現代,卻要反省我們如何能活出美善。
頼特提到另一個現代人矮化善惡之心的原因,是啟蒙以來的進步主義:人類可以透過理性的反省和商協,逐步達至理想的社會。按這種進步主義,邪惡不過是一些社會或心理問題,透過人類的努力就可以逐步解決。既然邪惡純粹是一種自然現象,那就用科學方法去解決它吧,宗教或許是止痛的鴉片,或許是無病申吟,總之是畫蛇添足的東西。
不過,當進步主義說宗教是個謊言時,它卻不察覺自己也只另一個謊言;進步主義遊說人們,如果社會有了某種組織或制度(工會、民族團結、福利制度、社會主義、自主民主),或跟從某政權的帶領,就可以進康莊大道。大家為了這偉大理想奮不顧身,最終卻發覺這理想新世界只是海市蜃樓。文豪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對此有深刻批判:動物驅走了莊主的欺壓,換來的是動物之間的互相欺壓。
此外,進步主義把邪惡非人化,擁抱進步主義的人往往看重社會問題,卻忽視問題下受苦的個人,彷彿這些受苦者只是一個不幸的病例。電影《齊瓦哥醫生》中有一句名言:「在俄羅斯,私人生活已經死去,歷史已把它殺死。」換句話說,面對社會民族的夢想,個人的犧牲是不足惋惜的;在歷史的洪流中,人們經歷過的慘痛(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帶來的)讓我們盡快忘記,遍地都要歌頌進步人民的偉大成就。
按頼特分析,聖經從創世記講到啟示錄,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從起初到末了都是一個善與惡的戰場,人類歷史既不是一場意義意虛無的權力遊戲,也不是某種意識形態或某個民族不屈不撓地前進的故事,而是光與黑暗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角力的記錄。這場角力不但有時空中的意義,更有永恆意義,上主美善的國度會超越時間的終局,我們也需要在永恆中向上主交賬。
頼特在書中數次提到,聖經不是以哲學角度去處理善惡的問題,它沒有為神義論(神既然是全能和全善,為何不阻止一切邪惡發生?)提出一個理性的答案。聖經假設了邪惡的事實,然後敘述神如何在善惡的戰場中與人同行,作我們的元帥和輔導員。換句話說,聖經拒絕以任何理由合理化邪惡,信徒的責任不是明白或合理化邪惡的存在,而是抉擇跟隨基督,一生與邪惡博鬥;在這鬥爭中我們能體會上主的同行,這同行就是基督教對神義論的答案。
既然全能的上主是我們的元帥,為何我們不是所向披靡?為何邪惡的力量不會在我們面前俯首稱臣?因為邪惡的力量透過有罪的人帶來世間各種苦難,要消滅世上所有邪惡的事情,就要消滅一切罪人,包括基督徒在內,挪亞的故事告訴我們,這不是上主選擇的方法。
讓我重覆其中一點:邪惡力量影響可以影響所有人,包括信徒,因為信徒也是罪人。當我們談到邪惡力量,有些信徒立刻想到被鬼附或是廟宇神靈等,真正的信徒不會受到影響。其實邪惡的力量也可以透過世俗的事情引誘我們,比如撒旦就利用大衛的驕傲來誘惑他點算以色列的軍力(代上21:1)。就是重生的信徒,生命中仍然有罪性,仍然會受到撒旦的攻擊而跌落罪行中;近年有不少國際知名的基督教領袖被發現有性醜聞,正提醒我們:「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彼上5:8)
因此,善惡之戰不是一場基督徒對非信徒的鬥爭,信徒和非信徒其實同坐一條船,不同的是信徒知道自己的軟弱,可以藉聖靈的幫助克服部分的軟弱,信徒不需也不應以高姿態去審判世人。信徒要避免跌入基督進步主義,宣稱信徒有一切社會問題的答案,或是社會領袖信主就會帶來和平公義等神話。
上主如何介入這世界中的善惡之爭?聖經強調的是他與受苦的人同行。有時祂會以大能的手拯救受欺壓的人,比如祂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壓迫他們的埃及人;有時,上主卻告訴以色列人要接受和忍耐當前的苦難,在苦難中依靠上主活出盼望,比如耶利米和但以理書的訊息。舊約又指出,苦難的源頭往往神的選民,他們的貴族欺壓自己民族的貧窮人,他們的先知和祭司以語言偽術保持維穩;忠於上主的知先(如耶利米)努力解構這些謊言,卻也不能獨善其他,脫離上主審判以色列人的厄運。
上主與受苦難者的同行,在十字架中到達了高潮。神子雖擁有一切權能,卻超乎人之常情,甘願接受不公義的審判,受盡身體和心靈的折磨,經歷極為痛苦的死亡。十字架沒有為神義論提供了一個理性的答案,卻表明了上主對受苦者的認同和同行。耶穌的復活,表徵了祂不是一個無奈和無力的受苦者,祂選擇進入苦難,也有能力戰勝邪惡的力量和人的絕望。
頼特在書中不厭其煩的告訴我們,信徒對邪惡與苦難最貼地和忠於信仰的回應,不是一個理性的解釋,而是跟隨耶穌的榜樣,與受苦的人同行,與邪惡的勢力博鬥。如果信徒能在自己生命中活出基督的樣式,就是對現代進步主義和後現代懷疑主義最好的回應。
進步主義將邪惡約化為社會問題,個人只是一個數字;但在上主的善惡之爭,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重要的,每個人的抉擇都有永恆的意義。邪惡的力量可以驅使人建立邪惡的社會制度,也可以在個人心靈中驅使人作損人害己的事情。我們不相信人的努力和聰明可以創造人間天堂,無論是甚麼的制度或任何的領袖,都可以被罪惡,所以人類需要上主的拯救。
另一方面,我們的善行如果能夠拯救一個人的生命(無論是肉體或是心靈),我們就在善惡之爭勝了一戰。當然,我們認同社會制度或是共同美善common good的重要,但我們拒絕把個人的痛苦矮化,也不會急於制止苦難人的哀號呻吟。痛苦的人不只是一個要處理的問題,受苦的人應被聆聽和擁抱,以愛心和同行帶給他心靈的醫治。
面對後現代主義,我們認同信徒所有的言行,都無法完全脫離私心和偏見,所以信徒不是以高姿態去審判世人的邪惡,而是以謙卑的心宣告上主的真理,同時尊重別人的話語權。也是刻意選擇與受苦與受壓迫的人群同行,因為我們選擇與那人交往,就是一種重要的宣告,甚麼的價值取向才是我們服膺的真理。
另一方面,我們不是說信徒只可以與受苦者同行(解放神學不是唯一的真理);在意識形態分裂嚴的後現代社會,我們與某一群眾同行,可能就會自動地使我在另一群眾中失去了公信力。因此,文化智商對後現代信徒特別重要,也要尋問那方面的美善或群眾是我的召命,努力去實踐這召命,也為別人的努力喝采。
最後,在這講求真誠的後現代文化,藝術的表達(歌、話劇、文學、圖像等)在教會的宣告中角色愈來愈重要。過去教會的講道常宣告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答案,這種約化式的宣告可能會給人虛偽之感:你還未聽清楚我的痛苦,為何要給於給我答案?信徒用藝術為世人的苦痛發聲,讓人感受到邪惡的真實,也是今天迷茫的世人需要聽到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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