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健神學 ── 從《愛的最初模樣》思考殘障與神學

龔立人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席副教授

按創作者表示，《愛的最初模樣》是一首關於「該如何跟傷殘人士的生命同行」的歌曲，其中強調了愛在生命歷程中的重要性。歌詞中的「愛裡修補一切苦痛，共同走過」、「愛沒有什麼束縛」、「愛是接納原諒、愛著再次欣賞」等使我聯想起彼得前書四8，「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然而，這首歌對愛的理解是否足以反映出殘障者的具體經歷？創作者解釋，「歌詞唔會好指明係講緊傷殘人士，想盡量稀釋一般人與殘疾人士嘅分別，大家喺愛面前平等。」因此，創作者選擇以「當這世界色彩有萬千種」、「人人不區分國疆，所有世間真相源自愛與夢想」等較為概括、普遍化的語言來表達眾生皆「源自那樂園地方」，即生命的共同性。我欣賞創作者的細心和用意，但殘障者如何理解自身差異。

殘障、傷殘、殘疾還是身心障礙

不同對身心損傷（disability）的稱呼背後蘊含著不同的論述基礎與價值觀。例如，殘、傷、疾等字多屬於醫學模式，而障礙則屬於社會模式。那個用語較為合適？又或在醫學模式和社會模式以外，我們是否還有第三種選擇嗎？以下，讓我以奧運會的Paralympic為例說明。

按國際Paralympic委員會（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解釋，para 一詞源自希臘文，意指旁邊或並行。Paralympic的涵義是：在奧運會之外，還有另一項並行的運動賽事。自1988年首爾奧運會起，Paralympic 就在奧運會結束後，在同一場地舉行。然而，Paralympic 一詞的最初含義並沒有「並行」意思。Para最早用語帶有paraplegic之意，即截癱。Paralympic的起源是回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傷的退伍軍人之復康運動。由此可見，從早期的「截癱奧運會」到今日強調「並行奧運會」反映了社會對身體損傷理解的變化。在華語語境中，各地的翻譯也呈現不同的概念取向。例如，香港政府沿用「殘疾人士」一詞描述身體損傷者，而這正是香港採用「殘奧」（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作為 Paralympic 翻譯。相較之下，台灣社會已棄用帶有貶抑色彩的殘字，而改以身心障礙。所以，台灣用語音翻譯，稱Paralympic為「帕運」或「帕奧」。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傾向以患者的外在表現來稱呼他們。例如，「老人痴呆症」著眼於患者的「痴」與「呆」的外顯行為；「白痴」指涉被視為愚昧的外在表現；「黐線」則描述一個人行為不正常、做事有悖常理。這些稱呼本身帶有「不完整」、「不正常」的含意，與所謂「正常」、「標準」有所區隔。支持以外在表現作為稱呼的人認為，患者應坦然接受自身狀況，不需逃避，也不必感到羞愧。唯有如此，他們才能抵抗社會可能加諸的標籤。他們進一步指出，將「老人痴呆症」改稱為「腦退化」或「失智」，不但掩蓋了疾病本身，也使社會無法正視「痴呆」的實質情況。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出現「老人痴呆」症狀的人都由腦部退化引起。同樣地，將 Paralympic 譯為「殘奧」的好處，在於它不隱藏身體受損的事實，也不轉移視線，而是直接承認生命本就可能存在「殘」的部分。我們應從中學習接受差異、欣賞多樣、彼此扶持，而不是透過中性化語言去抹平身體受損的現實。　

相對而言，「帕奧」的重點並非凸顯身體受損，而是強調一個與奧運會並行、但性質不同的國際體育盛事。支持者認為「帕奧」沒有掩飾其核心對象包括身體受損者，但它也不僅僅是為身體受損者而設。實際上，沒有身體受損的人同樣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例如作為工作人員、志願者、媒體或觀眾。因此，若刻意在名稱上突出「身體受損」，反而未必符合真正的「共融」精神。此外，「帕奧」也讓我們重新反思奧運口號「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意義。它引導我們把焦點從身體損傷所帶來的限制，轉向與運動員一同慶祝其非凡成就；把國與國之間的友誼，延伸至傷健之間的共融。換言之，「帕奧」所呈現的並不是缺陷，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展現人類潛能與社會共融的可能性。

「殘奧」還是「帕奧」？這不是好與壞的選擇，而可能是好與好的選擇。

正常與不正常

另一個與殘障關聯的概念是正常和不正常。若說殘障是不正常，那麼「正常」究竟指什麼？又若說殘障是正常，那麼這種「正常」又是怎樣的一種狀態？事實上，以「正常／不正常」來理解殘障，本身或許已構成問題。

一般而言，「正常」帶有「一般」「平均」之意，它可以是統計上的中位數，也可以指普遍、傳統或慣常。這意味著「正常」更多是在維護一種既有狀態，而非挑戰它。照理說，「不正常」的出現應當對既定的「正常」構成衝擊；然而在正常性佔優的語境下，「不正常」往往遭到負面評價，甚至連「不正常」者本身也會內化這種負面評價，使其本可造成的衝擊被削弱。此外，正常者對不正常者的憐憫，也在無形中強化了後者的「不正常」標籤。

人們之所以緊抱「正常」，往往是因為自己尚未達到內心的理想，於是便建構出另一套標準，以此獲得自我安慰。簡言之，在柏拉圖思想中，理型才是我們應追求的；現實世界中的形式不過是理型的影子。然而，人永遠無法在物質世界實現理型。面對這一挫敗，人有可能反過來把自己當下所處的形式世界視為理型。在此脈絡下，「正常」便被等同為理型，人們自我欺騙地以為自己已達到理型。

與此同時，人們以「不正常」來襯托自己的「正常」。不正常者被視為理型的影子，其缺失與扭曲反襯出正常的圓滿。將殘障者視為不正常，正是明顯例子。在「正常性」的規範下，身體被馴化為符合正常標準的樣貌；殘障者努力追趕正常，但所謂的正常本身卻是不正常——不但因為它是假扮成理型的形式，更因為它否認人的脆弱性與相互依賴的本質。

我們對上述的正常／不正常論述並不陌生，因為我們都或多或少曾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然而，在當代社會，「正常」已被推升至近乎被崇拜的位置。Tom Reynolds 解釋道：

對「正常」的宗教式崇拜，採用了與身體外觀及功能相關的交換價值——即在特定社會情境中，某些身體所被賦予的實用性、生產力與價值——並透過權力系統及相應儀式使之常態化。它抽離了這些本屬特定情境的社會建構價值，並將其推為所有人身體的標準，使其看似自然且理想。種種社會化儀式——透過媒體、教育、經濟與道德規範——將這些標準銘刻於日常生活，使我們習慣於正常性的運作。

殘障者正是能揭露正常論述魔魅之處的人。

聖經與殘障（一）

以上對殘障的討論如何協助我們反思聖經對殘障的理解？首先，聖經對殘障有兩種截然不同看法。第一，耶利米書三十一7-9，耶和華如此說：

「……當傳揚，頌讚說：『耶和華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餘民。』看哪，我必將他們從北方之地領來，從地極召集而來；同他們來的有盲人、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羣結隊回到這裏。他們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行走正直的路，他們在其上必不致絆跌；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

這段異象描繪的是回歸應許之地的景象：盲人、瘸子、孕婦、產婦都在其中。他們沒有被遺棄，也沒有被視為負擔；他們與沒有殘障的人同行，彼此扶持，一同返回上主所應許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本身並沒有改變——他們仍然帶著原有的殘障；真正改變的是他們所處的環境。他們能在其中安全行走，不受阻礙，得以平安、輕省地回應上主的召集。

第二，以賽亞書三十五4-10，

「……那時，盲人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如鹿，啞巴的舌頭必歡呼。在曠野有水噴出，在沙漠有江河湧流。火熱之地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野狗躺臥休息之處必長出青草、蘆葦和蒲草……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遠的快樂必歸到他們頭上，他們必得着歡喜快樂，憂傷嘆息盡都逃避。」

在上主救贖的日子，盲人、聾子、瘸子、啞巴等都將煥然一新。他們不再受身體狀態的限制。以賽亞書中的異象描繪了一個徹底更新的世界：曾經乾渴的土地得著滋潤，曾被視為殘障的人得著全然的康復。那一天，萬物都將歡喜快樂。

若將這兩種先知的異象放在殘障的語境中，我們可以說，耶利米呈現的是社會模式。盲人與瘸子本身沒有問題，更不是缺陷。因此，上主的救贖著重於改變環境，使弱勢者得以真正自由。相反，以賽亞的異象較貼近醫療模式。盲人、聾子、瘸子與啞巴被視為需要醫治的缺陷，因此，救贖發生在他們身體上的意思是看見、聽見、活動自由。這兩種救贖的想像並非只能二擇其一，而是可以並存。因為在現實中，有些盲人或身體損傷者並不認為自己需要改變身體狀態，而另一些人則期盼如此。每個人的故事不同，無須劃一。

此刻，我心中浮現一幅美麗的天國圖像：其中有盲人、聾子、瘸子與啞巴，每一個人都被完全接納、深深擁抱。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天國的光彩。

聖經與殘障（二）

整體而言，耶穌對殘障者展現出祂肯定、接納與深切的關懷。這不僅體現在祂以《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作為祂理解自身使命的基礎（路4:18–19），也反映在祂多次醫治殘障者的行動，以及祂教導門徒要主動接待殘障者，不以社會眼光排斥他們（路14:12–24）。然而，即便如此，我們在閱讀福音書中的醫治敘事時，仍必須保持適度的批判性與反思。

1. 醫治故事中的殘障者多以「無名」的方式出現。敘事者沒有記載他們的名字及背景，僅以「盲人」、「聾人」或「瘸子」等身體狀況作為身份標記。我們理解作者可能出於可諒解的理由未提供更多細節（例如：僅短暫相遇、避免當事人受到日後的社會壓力等）。然而，這種「以殘障取代姓名」的呈現方式，無意間將殘障視為他們唯一的身分特徵，削弱了其作為立體而完整的人之形象。即使身為視障者，他們不應僅因視障而被定義。

2. 醫治敘事傾向把殘障者描繪成被動、缺乏能力的人。在許多經文中，殘障者似乎只是等待他人的憐憫與援助，並顯得依賴、軟弱。誠然，當時的社會結構、宗教規範與經濟環境，確實使許多殘障者落入邊緣地位，限制了他們的自主性。我們相信，有些殘障者是獨立、自主、努力自力更生的，他們甚至可能不尋求醫治，也不抱怨自身處境。

3. 殘障特質常被福音敘事用作負面比喻。在耶穌的教導中，殘障有時被作為屬靈盲目或道德偏差的象徵。例如：「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太十五14）。不論此描述是否準確反映耶穌的原意，這類比喻本身已傳遞出「殘障＝缺陷＝不好」的訊息。這對殘障者而言，可能造成深層的自我否定，使他們陷入對自身身體狀況的排斥與羞愧。

4. 醫治敘事往往強調恢復「正常」的身體狀態。福音書中記載的殘障者幾乎全都得到了醫治，醫治意義似乎在於使他們回到普遍定義的身體「正常值」。這種敘述模式容易帶出一種暗示：殘障是負面的、不理想的，需要被修正。因此，殘障者對自身殘障感到不安或不喜歡，並非難以理解，而是宗教敘事無形中塑造了這樣的心理負擔。

5. 醫治與信心之間的掛勾，也可能造成宗教上的壓力。例如，耶穌對百夫長說：「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太8:13）。當醫治被連結到信心的大小或純度時，未獲醫治的人便可能被視為信心不足。這會讓殘障者背負不必要的罪疚感，彷彿殘障本身就是信心的失敗。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没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 

殘障者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不願被他人代言，而是要親自參與那些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決策。這並不是空洞的口號，更不是過分的要求。然而，現實卻是殘障者往往被他人代表與取代。表面原因之一，是社會普遍懷疑殘障者是否具備為自己做出最佳選擇的能力。這樣的懷疑並非全然沒有根據——某些殘障確實可能帶來限制，例如重度智能障礙者可能無法自行作出複雜的生活安排。然而，這不應成為將所有殘障者一概而論的理由，更不能導致對他們的刻板印象。相反，我們應該透過支持、協助與合理的輔具，使殘障者得以超越自身限制，活出更多的可能。這種情況在其他弱勢群體中也屢見不鮮。

強調「没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並非排他，而是強調在多方參與的過程中，不應剝奪當事人的主導地位。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身體感受與生命故事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回到核心問題：為何總有人急於替別人做決定、替別人規劃人生？固然，這當中包含愛與關心，但我更傾向認為，這與人類深層的「控制意識」密切相關。

控制意識往往強調目標導向與效率。如果讓殘障者有更大幅度的參與，既有的目標可能被重新審視，也可能讓過程變得不那麼「有效率」。其次，控制慾較強的人往往自認比殘障者更了解他們，結果使援助變成一種奪取權力，而非賦權。第三，控制思維難以容納多元性，因為多元意味著變數與不確定性，而控制意識企圖維持單一、穩定與可預測的方向。最後，控制者並非不能對話，但往往只進行單向的陳述，因為他們深信自己已掌握所有答案。

《愛的最初模樣》的愛是否能引領我們學會謙卑？是否能幫助我們減少控制意識，並勇敢實踐、捍衛「没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的精神？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讓每一個人都真正成為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只是他人劇本中的被動配角。

兩種凝視

最後，要提的是有關凝視。許多時候，殘障者對自身的經驗深受他人目光的影響。尤其對肢體殘障者而言，他人的凝視往往格外銳利。

首先，人們的眼光常不自覺地停留在殘障者身體中「與眾不同」的部位。那一刻，殘障者容易被拉回到由殘障定義自我的框架裡，彷彿整個人的存在都被縮減成身體的缺損。殘障者不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殘障，但他們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外界提醒。

其次，人與人之間難免需要眼神接觸。然而，當某些凝視帶著負面評價、不適當的好奇或不加掩飾的審視時，殘障者往往感到不自在。孩子的凝視可能出於無知或純粹的好奇，此時殘障者可以鼓起勇氣與自信，友善地回望並向對方打招呼。然而，也確實有人以冒犯性的眼光注視，使殘障者覺得受傷。面對這些難以回應的目光，殘障者有時選擇避開眼神，裝作看不見、聽不見，但事實上，一切都悄悄地進入了心裡。

然而，眼神接觸也可以成為友善、歡迎與尊重的象徵。當雙方透過平等的視線交流，那些原本引人好奇、令人不安或覺得「突兀」的身體差異，會在互動中逐漸變得熟悉、不再刺眼，也不再構成障礙。這種熟悉化的過程，讓彼此得以更深地包容與接納，使生命中的差異得以被允許、被看見、被尊重。異質性不僅應被社會接納，更是社會成熟發展中必然且珍貴的特質。

因此，非殘障者不應假裝看不見殘障者，也不需要刻意回避差異；相反，他們應學習以友善、溫柔、尊重的眼神，真誠地面對殘障者。如此一來，殘障者才能自信地說：

我們可以走出來，不需要再用棕色外衣遮掩萎縮的腿，也無需戴上墨鏡隱藏蒼白的眼睛。無論我們使用導航手杖、呼吸器，或坐在輪椅上；無論我們會流口水、說話不夠清晰，或帶著尿袋——我們依然能自由地走在街上、去想去的地方。我們無所畏懼。

這正是《愛的最初模樣》想傳遞的核心信息——「於這歌中哼唱，人人不區分國疆，所有世間真相，源自愛與夢想」，使每個人都能自在而無懼地活著。